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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法》争议焦点之辩

2018-09-28 08:52:39 |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 编辑:王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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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圆桌

  全国人大财经委立法专家顾问、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排名不分先后)

  三公开、四审议、历时五年——被业界寄予厚望的《电子商务法》历经坎坷终在8月31日正式落地。该法甫一出台便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议——电商平台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最终被定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否会成为平台经营者推诿塞责的借口?对电商平台不正当竞争、山寨售假等行为最高处以200万元的罚款,这能否真正起到震慑作用?电商经营者依法纳税会对个人创业、就业带来消极影响吗?针对业界发出的一些质疑声音,国际商报记者专访了包括全程参与《电子商务法》立法调研工作的专家在内的三位权威人士,为读者答疑解惑。

  Q1

  您认为《电子商务法》的出台对电商行业发展将带来哪些重大影响?

  薛军:《电子商务法》是中国电商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法规,为参与电商的各类型市场主体合法合规经营提供了法律框架,明确且具体规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可进一步促进电商领域有序竞争,营造有利于电商企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有利于电商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电子商务法》在制定过程中特别强调三个价值的统一:规范秩序、保障权益、促进发展。其中,促进发展是立法的重要出发点。电商立法不是要给电商发展戴上“紧箍”,而是为其提供更好的法律基础。在中国,电商领域不是法治建设的法外之地,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予以规范。《电子商务法》的通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制度基础。

  阿拉木斯:简单地说,《电子商务法》出台的重大影响就是使行业秩序得以规范,电商企业和平台的责任得以强化,消费者得到的保障大大增强。这与立法坚持的三个原则分不开:

  第一,坚持促进发展。立法始终把促进电商健康可持续发展摆在首位。一是保障电商各方主体权益,明确义务和责任。二是鼓励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形成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模式,同时通过创新监管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三是在发展中逐步规范,在规范中持续发展。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当前电商发展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一是法律体系和商业规则有待完善。二是市场秩序有待规范,交易环境亟须完善。三是管理体制有待理顺,交易安全保障亟待加强。《电子商务法》着力解决行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将近年来一些成熟的经验做法上升到法律层面作为制度确定下来,同时注重与相关法律法规衔接。

  第三,规范与保障并重。规范电商主体的经营行为,明确其资质条件、公示和审验义务、服务安全等,形成良好的营商环境。注重加大对电商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为电商良性发展、互动创新奠定制度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出台《电子商务法》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来搭建电商法制体系了,该领域并非野蛮生产。据我统计,当前与电商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已有60部之多,间接相关的有500部左右。因此,《电子商务法》除了在某些方面填补现有法律的空白外,更多是把林林总总的现行法规、规章、地方立法等统筹起来,做好顶层设计,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今后的立法立规留下充足的空间。

  朱巍:《电子商务法》是中国电商活动的基本法,是对近年来电商发展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对未来电商发展提供了法律框架。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电子商务法》把微商纳入监管范围。根据现行法律,如果微商不提供农副产品销售、便民服务、零星小额交易的话,从事微商活动的主体需登记。

  第二,《电子商务法》用多个法律条文确立了电商平台的责任,把电商平台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变成了实打实的法律责任。

  第三,《电子商务法》是电商促进法。法律对“电子商务促进”设有专章,对促进行业发展、鼓励创新作了一系列的制度性规定。《电子商务法》把支持和促进电商持续健康发展摆在首位,推进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加速中国经济在电商的带动下实现弯道超车。

  Q2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引发的争议较大。电商平台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从三审稿的承担连带责任到四审稿的承担补充责任,最终改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有观点认为这是充分博弈的结果,体现了法律的严谨性和平衡性;也有观点认为“相应的责任”内涵不清,给了平台经营者推诿塞责的借口。对此您持何种观点?

  薛军:我个人认为,《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最终改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是妥当的。目前电商平台类型较多,各类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表现形态、涉及范围等千差万别。如滴滴一类的交通出行类平台,因涉及物理空间上的人与人近距离接触,对其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较高。一些销售商品的平台则主要涉及个人信息保护、防范诈骗,此类平台虽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与交通出行平台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电商平台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宜制定“一刀切”的规定,而应结合平台的类型、责任的性质、安全保障义务的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具体地判断平台应承担的责任。

  还应注意到,《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分为两款,二者不可割裂,应结合起来考虑。第一款明确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可以说,第一款在连带责任上已作了明确规定,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社会关切的问题。

  此次电商立法比较强调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以及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保护,对电商平台经营者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当前有些舆论声称电商立法放松了对平台的要求,这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判断。

  阿拉木斯:《电子商务法》至少包括33项平台义务,很多都是很重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多次提到的连带责任。这些责任和义务远高于正在执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的设定,也高于《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设定。实际上,平台责任通过《电子商务法》被大大强化了。

  具体到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从“连带责任”改为“相应的责任”只是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变化,第一款明确了平台已经是连带责任,且第一款的适用范围大于第二款,所以第二款的修改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安全保障义务在其他条款里也有涉及,规定都非常完善,不存在平台免责或减轻责任一说。

  需要明确的是,《电子商务法》是一部综合法,是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兼顾保护商家、平台和服务商的合法权益,寻求各方主体间相互平衡、共同发展的法律。

  朱巍:在我看来,《电子商务法》规避了争议的焦点,更趋于中立,更趋向于其他法律规定的从其规定,这符合《电子商务法》作为基本法,把特殊的规定留给特别法的方向。《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加上了特别明确的前提条件——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的产品和服务。从符合立法逻辑的角度而言承担连带责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涉及到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的须与《食品安全法》联系,而《食品安全法》对此作出的规定是承担连带责任。

  但也有专家学者提出,《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提到的是安全保障义务,应同《侵权责任法》第四章中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关联,因此应为补充责任。一旦变为补充责任,平台承担的责任就变得很小了。

  实际上,《侵权责任法》中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指没有直接服务关系的。例如,在商场里,消费者在未购物的情况下被撞到,撞人者难以赔付,商场应承担补充责任;但如果是购买的商品对消费者造成损害,商场则应承担连带责任,而非补充责任。

  Q3

  《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二条、八十三条、八十四条对电商平台的二选一等不正当竞争、侵权及人身安全、山寨售假等问题进行了规范,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季度收入在几百亿元人民币的大型电商平台而言,上述惩处力度能起到震慑作用吗?

  薛军:不能简单地通过数额认定上述条款处罚额度过小。一方面,处罚是针对单个违法事件进行的,而在电商平台上有大量的经营者,其数量可能上万、十几万甚至上百万。根据概率论计算,如果平台履责不力,被处罚数量积少成多,累加后的处罚金额也相当可观。另一方面,中国已在大力推动建设信用监管体系,一些处罚事件会被记录到平台经营者的信用档案中,这对其而言是重要的约束性手段中。所以,处罚不是目的,主要还是以各种方式促台经营者合法合规经营,履行法律义务。

  阿拉木斯:除了震慑作用,我们还需要考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平台并不都是大型的,也有垂直行业的、区域性质的小平台,设定义务和责任应该对焦这个行业中层的主体。

  此外,罚款只是一种处罚手段,它带来的影响远大于罚款数额本身。比如,上市公司一旦被罚,股市上立竿见影,应声下跌,损失就不是200万的问题了。而且,罚款只是行政处罚手段,并不妨碍同时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电子商务法》还规定了停业整顿的处罚,这个就很重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电子商务法》第八十六条创新性地规定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会被记入信用档案,这个影响很大,正规企业会高度重视。

  朱巍:不能只关注罚款一项,需要全面分析处罚措施。在《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二条、八十三条、八十四条中,除了罚款,还有整改、停业整顿等处罚措施,综合考虑经营主体的社会影响以及停业整顿产生的影响等,对经营主体而言处罚力度不算小。

  Q4

  《电子商务法》第十一条规定,电商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新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如何在避免电商税收流失和促进个人创业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

  薛军:《电子商务法》确定的是线上线下一致,也就是说线上线下所有企业的税负是公平的,这符合税法中税负公平的基本要求,因此不能将《电子商务法》第十一条规定解读为企业额外增加了负担。此外,《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了电商经营者有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如果相关的电商经营者符合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的免税相关标准,不需要缴纳税收。上述规定有利于促进电商创新发展。

  朱巍:根据《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7》,2017年,电商直接从业人员和间接带动就业达4250万人,同比增长13%。《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则称,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为7.764亿人。这意味着,中国每18个就业人员中就有1个正在从事电商及其相关行业。电商就业人员数量庞大的基础,除了行业的快速发展之外,还有税收的优惠。《电子商务法》加强了税务监管,强化税征收,进一步规范了行业的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需要综合考量电商平台的税收优惠力度,规避税收过高使得电商平台难以发展,在强化电商税收和促进个人创业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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