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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如何把握“稳”与“进”

2018-09-11 08:42:23 | 来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 编辑:王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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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了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与此同时,宏观经济也面临着“稳中有变”的形势。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中国如何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消费与投资增速回落能否得到改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如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服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改进?本报特邀业内权威专家,共议当前宏观经济中潜藏的风险,为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献策。

  专家圆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

  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

  兴业研究分析师蒋冬英

  (排名不分先后)

  Q1

  今年7月的经济数据仍呈现外需平稳而内需疲弱的特点。其中,基建投资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是内需的拖累项。尤其是社零总额累计增速屡创新低,今年前7个月增速同比下降至9.3%。针对消费增速不及预期,最近市场上不乏“消费降级”的声音。那么,消费真的降级了吗?投资回落能否得到改善?

  刘东亮:7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呈现全面回落态势,经济下行压力并没有得到明显缓解。固定资产投资持平于历史低点。其中,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维持反弹势头,其中地产新开工和施工保持向好,开发商资金来源中的自筹资金继续反弹,显示开发商加快房屋销售进度以回笼资金,预计地产与制造业投资增长势头仍将持续,但基建投资或将继续下滑,拉低整体投资表现,若未来基建投资不能企稳反弹,投资增速有可能创出历史新低。

  另外,7月份消费增速再次回落,自去年开始的整体震荡回落态势未变。其中,家电消费增速下跌至0.6%,汽车消费增速依然低迷,拖累了整体消费的表现。近期,消费增速的持续下滑引发市场关注,我认为消费减速根源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结合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跳升0.3个百分点,显示就业压力有所加大,未来刺激消费难度提升,在宏观经济回落和贸易战的背景下,未来稳定就业将是稳定消费的重要前提。

  蒋冬英:“消费降级”或“消费升级”在本质上均为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消费结构的变化又表现为消费大类变化及异质化产品消费结构变化。透过近年来的数据观测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可以发现,当前居民消费行为更多表现为升级而非降级的特征,具体有以下几方面表现:

  一是在实物消费结构中,居民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占比仍呈下降趋势,同时体育娱乐用品占比上升,反映出居民维持温饱需求支出占比下降而满足娱乐需求的支出占比上升。

  二是以实物消费为主的社零总额数据下滑,但三大支出中最终消费对GDP同比的拉动却增长,折射出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出实物消费下降而服务消费上升的特点。

  三是从居民吃喝住行等方面来观察,在可替代程度高的同类产品消费选择中,居民对高品质产品的偏好上升。具体表现在2017年8月以来,高端白酒价格上涨而中低端白酒价格下降;高端卷烟销量占比上升而中低端卷烟销量占比下降;小户型面积商品房价格与大户型面积商品房价格涨幅差回落;高端汽车销量增速显著高于低端汽车销量增速;民航客运量保持平稳增长而公路客运量持续负增长。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消费结构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就消费类别而言,居民实物消费下降而服务消费上升;第二,在同类消费品中,居民对中低端消费品偏好降低而对高端消费品偏好上升。由此,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居民消费行为仍处于升级通道。

  Q2

  今年年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下半年要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要求,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在这样的基调下,下半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如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服务?

  刘向东: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内容可以看出,下半年我国经济面临着一定压力。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表明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既要保持经济稳增长又要注重调结构。补短板成为突出问题,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去化解市场调节失灵的某些领域。

  市场调节失灵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如果只靠个别企业的资金投入远远不够,还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另外,扶贫等乡村振兴的薄弱环节如果只靠市场调节也无法有效补齐短板,同样需要国家财政的扶持。

  此外,下半年我国经济面临一定的线性风险,因此会议提出的要求更加平衡,其没有一味强调宽松经济,而是要在经济保增长的同时把握好去杠杆的节奏和力度,并打好“三大攻坚战”。会议明确了去杠杆的方向,既要调整方式方法也要把握好节奏。这需要释放货币政策的灵动性,同时还要做到精准,即结构性政策和总量政策相结合。

  整体而言,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是当前“货币—财政”政策搭配的核心出发点。下半年开始,以处置地方债风险为重心,财政政策的去杠杆有望大幅加码。在“互补替代”关系下,财政政策在去杠杆领域的“发力”,意味着货币政策需要相应地“留力”。当前央行将货币政策流动性供给从“合理稳定”调整为“合理充裕”,能够避免政策同向共振导致去杠杆力度失控,触发债务通缩,从而保持实体经济的复苏势头。

  蒋冬英:下半年,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需要妥善处理扩大需求和强化供给之间的关系,制定稳定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重视有质量的投资,保持汇市与股市的稳定,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另外,还要妥善处理市场机制运行和行政手段干预的关系。

  经济新常态下,地方投资平台和国企存在过剩产能,在债务重组、产能出清的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后续处理、股权分配、财税利益协调等工作的难度较大,或许会影响改革。因此,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重视转变政府职能,也要体现市场作用,以市场机制为核心,通过市场化方式完成改革;不仅要运用新业态、新组织、新技术、新观念,还要妥善处理旧模式和新方式之间的关系,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摩擦。

  刘东亮:下半年中国应该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货币政策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引导资金更多地支持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突破核心技术,带动产品创新,提升中高端产品供给质量,以更高质量的供给带动有效需求的进一步扩大。

  Q3

  今年年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未来,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改进?

  刘向东:今年以来,我国多次出台减税政策,并且瞄准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特别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快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旨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当前市场利率有上行压力的情形下,采取定向减税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小微企业实际融资经营的成本,争取实现“三个不低于”目标,即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去年同期户数、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在央行定向降准的方向下,普惠金融机构可通过建立新的风险识别系统、设计特色化的普惠金融产品体系等办法解决小微企业信用和抵押品不足的问题,突破面向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缺失问题。

  刘东亮:实体经济遭遇的困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加之我国金融体系自身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使得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不强、激励不足,货币政策传导效果不好。

  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与水平,不能只是简单地让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如果简单地通过行政命令手段,让大量资金在低端无效供给领域“打转”,最终不仅帮不了实体经济发展,还会让金融风险陡增。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与水平,关键是要真正搞好搞活实体经济,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从产品、企业、市场、体制等层面入手,设法降低企业税负,帮助企业更高效地运行。通过解放生产力,提高总体经济效率和活力,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实体经济质量效益。

  蒋冬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动力在于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深化金融体系内部改革,进而提升资金的供给效率,通过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让轻资产、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等也能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从而提高金融的资产配置效率,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此外,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协调,强化中央银行监管地位,统一监管规则,推进金融市场扩大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建立有效的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促使金融市场资金能够按照市场化原则在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之间高效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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